健全中国城市全方面转型的实现机制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作者：贺三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海军（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全方面推进的重要载体，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慢慢地增加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深入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2024年我国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提高到67%，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国城镇化步入“下半场”的新阶段，进入到提质增效的关键转型时期。《“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指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顺应城市发展新趋势，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建设宜居、韧性、创新、智慧、绿色、人文城市。城市转型是适应城市发展新形势、推动城市高水平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转型是城市发展进程及发展趋势的重大变化与调整，也是城市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的重大变革，旨在科学审视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通过一系列转型措施，最终实现宜居、韧性、创新、智慧、绿色、人文城市的建设目标。城市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保持常态长效是提升城市转型效率、促进城市可持续转型的内在要求。城市全方面转型由点到面推开的号角已经吹响，但相关长效机制研究才刚起步，理论构建和机制探讨远滞后于实践需要。

  城市转型是城市全领域、全过程、全方位的全面转型过程。具体来讲，全领域是指城市转型的不相同的领域，包括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空间转型等；全过程是指城市转型要遵循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和自然发展规律；全方位是指城市转型要注重不同环节之间的有效衔接。城市全方面转型和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重要讲话和党的二十大精神，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使城市转型发展为人民群众高质量生活的空间。

  一是建立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考核评估机制。打破“一刀切”的评价模式，根据城市发展各自的规律和特点，按照科学分类、精准定位的原则，合理确定不一样城市转型发展的功能定位，为不同转型类型制定差异化的评价标准，构建行政区域单元和特定地域单元城市转型发展的分类评价体系。将评价指标合理纳入到城市高水平发展的综合绩效考核体系中，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重点考核城市产业转型升级能力、城市资源环境保护成效等方面。基于考核结果，从促进城市转型发展的持续性和增长性出发，突出正向激励和长效激励，拓展正向激励领域、扩大激励政策覆盖面；同时，针对城市转型过程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建立有效的问责追责机制，设计正向激励和问责紧密结合的奖惩并举长效机制。

  二是完善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纵向统筹机制。从协同性、系统性和整体性视角出发，依照国家、省级和市区级，合理分解城市转型的目标任务，畅通上下传导和分级管控机制。围绕“促进产业链、联接创新链、激活资金链、培育人才链、整合空间链”，以多源异构流数据融合为基础，评估要素链间的差异和交互强度，构建城市转型发展的要素链协同联动机制。将全生命周期理念贯穿在城市转型的所有的环节，从全过程视角出发畅通城市转型发展在需求调查、规划制定、项目建设、管理服务等关键环节的实现机制。

  三是构建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横向协调机制。城市转型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子系统，城市全方面转型的顺利推进需要协同推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探索城市转型发展的多领域协调联动机制。城市转型不是“划地而治”，需要不同地域城市、多个转型主体、不同转型领域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要针对目前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从治理内容、治理方式和治理体系等方面推动区域外部协同与内部联动发展的新探索，构建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跨地域协调治理机制。剖析多元主体协调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积极努力提高各主体协调创新的意愿，从驱动机制、主体行为决策机制、风险控制机制和评价机制等维度，构建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多元主体协调创新机制。

  四是健全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运行保障机制。制度保障机制是实现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基础，要从法律和法规保障、组织保障、制度文件保障等方面构建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制度保障机制。建立城市转型发展的资源共享平台，从资源整合需求、资源分配和协调、资源互换和协同等方面构建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资源整合实现机制。结合城市产业的特点，从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培育壮大新兴起的产业、持续优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环境等方面构建城市转型发展的长效化产业升级保障机制。结合大数据监测平台，监测城市转型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从监督指标构建、监督流程规范、监督结果反馈等构建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执行监督机制。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特征研究”（20JHQ076）的阶段性成果】

  发展数字化的经济是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面对创新涌现、迭代迅速的发展形态趋势，我国积极顺应数字化的经济发展规律，审时度势调整发展政策。

  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重点是推进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其中，改革的核心在于粮食政策创设与制度创新，调动和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让农民种粮有奔头，让政府抓粮有动力。

  在当前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两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向。这两大战略的实施，不仅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步骤。

  城市是科研机构、人才、设施等创新要素最为集中的地方；城市自身的高水平发展离不开创新。城市的创新及发展，既需要制定明确的目标，还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原则。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聚焦民生的方式促进机会公平、打破利益藩篱，让维护社会正义的机制更完善，持续性地疏浚社会成员上升发展流动渠道，确保每个个体都拥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线

  契合数字化、智能化的传播格局，适应Z世代拥抱变革、表达活跃、实践奋进的代际特征，以更鲜活的话语、多元的样态实现有效触达，彰显理论的生命力与引领力，是做好新时代理论传播的应有之义。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一起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怎么样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