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必要性与培育路径

  国务院批准在北、上、广、津、渝五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消息，已引起各方关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这样一个概念，虽然在专业技术人员讨论时，还并未形成非常严谨的量化指标体系，但是在定性上，还是具有一些基本共识的。所谓“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它首先要有国际性的影响力，一般都是大都市，而且往往带有旅游目的地特征，比如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本的东京等等。这些城市中的任何一个，人们都认为它能够可以称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之一。如果以学术的语言作评价，就是它们有其城市品牌相当高的美誉度，这种美誉度结合着相关多种要素，使那里的消费活动相当繁荣，成为消费资源、消费活动的聚集地。这可说是一个最简要的定性解说。

  我国国家决策层面的要求，是利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指导基础较好、消费潜力大、国际化水平高、地方意愿强的这五个城市，展开培育建设，最后达成若干立足国内而又显著提升其世界影响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其实这正是一个可纳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概念：立足国内，辐射周边，面向世界，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吸引力的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其繁荣发展必然内在于双循环。

  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有随中国进入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阶段而来合乎逻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首先，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这一举措，顺应了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需要。如今，从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基本情况看：投资如要再扩大规模，显然已受融资风险控制等多种因素制约，传统旧基建要升级，而新基建所侧重的高科技在“卡脖子”核心技术上受到外部围堵；出口受到错综复杂国际环境的影响而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扩大内需特别是调动消费需求的潜力，就变得更重要，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注重以消费驱动赋能，成为高水平发展题中应有之义。其次，当前北京、上海等五座城市，已有相比来说较高美誉度和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属性，不仅有较大规模的常住人口，更有源源不断的流动人口以及工商、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带来的人气。伴随大量消费需求，繁荣的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供需对接带动城市活力，对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将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因此，具备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优势和条件。

  从相关基本配套条件看，第一，中国已形成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这成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基础。据研究考察，可知中国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40万亿元，伴之以金融市场规模50万亿元，房地产市场17万亿元，物流市场流量规模则已超越了300万亿元，是GDP总量的3倍。未来市场红利的释放仍将是巨大的、可持续的。市场体系建设快速地发展中，北京服贸会、上海进博会、广交会、各地多个国际性博览型论坛，及近年新起的海南消费品博览会等，正在形成全球极为活跃的市场平台、升级的市场体系，也形成新的消费通道。第二，中国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提供了引发消费需求潜力释放建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巨大供给能力。中国本土有完备配套的制造业体系，包括41大类、207中类、666小类的全球制造业类别，一应俱全。第三，与以上相呼应，中国的外贸发展迅速，进出口规模已居于世界领先位置，又更好地提供了回应消费需求购买力的全球化有效供给。

  为更好地培育、建设、发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需在培育路径选择上，突出如下重点：

  首先，在党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下，坚定不移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持续推进攻坚克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水平全面开放，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做大蛋糕”和全面繁荣，带动发力推进共同富裕的“分好蛋糕”与共享发展，以此形成在五城市率先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全面支撑。

  其次，积极培育和吸引具备较高支付能力的花钱的那群人，形成以人流、物流、收入流、资金流综合效应赋能的中心城市消费繁荣。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一个必要特征，是“人气”很明显，即首先要有成规模的花钱的那群人介入。在这个场景中，本土的人们居住、从业和享受生活，同时又包括很多的国际国内它地旅游者动态地、不断地在城市区域里给它的人气加分。在这一个方面，中国的一些城市虽然也表现为若干高地，比如北京、上海等，但与纽约、巴黎、伦敦等城市相比，仍有差距。在某一种意义上讲，我们大家可以说北京、上海、广州等都是区域性的消费中心城市，但还不能说它们慢慢的变成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所以国家层面才要求“培养建设”。同时需注重，在消费的总规模上，固然可以作出对比，但更重要的还应是按人均消费或者总体而言的人次概念上的消费所形成的消费繁荣水平。中国具有相当规模的人口总量，但具备较高支付能力的花钱的那群人有待发展与培养。人次概念上的消费水平有很大提升空间，有消费能力的人对更高品质消费品尚有较强的去境外购置的心理，价格、品类、氛围、场景等方面中外对比的横向差异，都可能会引起国内消费力流失。所以在积极培养一大批中等收入群体的同时，还需在结构视角上，注重差异化地培育诸如“00后”、旅行者（“驴友”）、女性（“她消费”）、老龄（“银发消费”）、单身族与“丁克家庭”等的特定花钱的那群人市场。

  第三，适应并引导公众的消费升级与消费习惯变化，营造一批新型消费产品与服务供给的领军企业，提升中小城市消费基础设施条件水平与场景魅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既是传统消费的制高点和长青地，也是新型消费的先行地和策源地。应积极学习借鉴纽约、巴黎、东京等地在以时尚业形成城市品牌与辐射作用的同时，还积极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创新市场思维的经验，通过企业搭建数字化平台等新渠道扩展宣传和销售，把握引领时尚消费风向标的主动权。五城市应在积极培育一批新型消费领军企业之中，以新技术的集成式创新应用，引领跨越式、颠覆式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一批智慧商圈、智慧景区、智慧医院等覆盖面广、类型丰富的新型消费应用场景，提升消费基础设施和条件水平与场景魅力水平。

  第四，以聚焦全球高端品牌和壮大本土品牌双向发力，“引进来”和“走出去”，“买全球”加“卖全球”。在五城市应注重使中高端消费品牌市场升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可在借鉴学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已有的品牌营销经验基础上，也总结本土近年来已有的海南“离岛免税”、各地“步行街”、“奥特莱斯”商城等方面的发展经验，以名特优新产品，配之以以多样化的生活服务、休闲度假体验、文化艺术欣赏等，形成“引客来”、“回头客来”、“口口相传更多来”的良性循环。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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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