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王曙光教授《论新十大关系》之八：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们国家的经济长期以来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传统社会中，若干极少的发达的城市和大面积的比较落后的农村的并存，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此现状一直到近代都没有正真获得改善，而且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出现越来越激化和恶化的趋势。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城乡之间的割裂和巨大差异已经达至极点。新中国成立后，消除城乡差距成为基本的国策和国家战略之一。新中国的近70年，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工业化和赶超，即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并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这两个目标实现的程度如何呢？从第一个目标来看，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工业制造业的能力在整个世界首屈一指，我们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为我们的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国防工业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程度，是在国际上赢得别国尊重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大国角逐的核心后盾。就第二个目标来看，赶超战略也是极其成功的，我们用了将近70年时间，从全国的人均收入而言基本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大面积的城市地区已经超越了很多发达国家，国家总体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亦指日可待。

  中国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赶超战略，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而这些资源的大多数来自，就是农村。也就是说，工业化和赶超战略必须以从农村获得大量剩余作为前提，农村成为大量剩余的供给者。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就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在建国初期，毛主席等人就意识到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这种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工业部门要从农业部门获得大量资源，包括原材料资源、人力资源、资金等，而工业部门的大量产品也需要农村这个广阔的市场来消化，不然这些工业产品就卖不出去。所以，如果不从农村获得大量剩余，工业部门就得不到发展，所以工业部门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汲取农村的剩余，包括财政手段、金融手段、价格手段；但是如果工业部门汲取地太多了，导致农村发展滞后，则农民收入减少，购买力下降，工业部门的产品就会因缺乏有效需求而滞销，工业部门的发展也会滞后。所以，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关系上，在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上，在汲取和给予的关系上，执政者需要掌握一个均衡，拿捏一个合适的“度”。如果你要考察新中国的经济史，实际上这是一个核心的“红线”，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起起伏伏、经济政策的千变万化，实际上大多与此有关。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等等，实际上都是工业化和赶超战略的产物。当然，在中国实现初级工业化的整个历史阶段，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农民为我国工业化和赶超战略的实现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付出了历史性的代价和牺牲。从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来看，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的隔离仍然很严重，城乡二元化的福利体系对城乡关系影响深刻，农村的公共品供给的大力改善主要得益于农村集体经济本身的发展，即便如此，农村的社会福利水平与城市还是有着巨大的差别。

  中国当下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在今天这个阶段，中国的赶超战略和初步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了，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城市和乡村的角色，也要发生根本的变化。现在应该进入一个城市跟乡村并行发展、互相依存、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崭新的历史时期。因此，原来传统体制下导致城乡隔离的各种制度藩篱，必须彻底消除，给城乡之间的新型关系疏通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靠什么支撑了巨大的增长呢？我认为主要是靠大量的要素——包括人力资本、资金、土地——由农村单向地流动到了城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经济奇迹的主要根源。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带来了城市大规模的发展和进步；大量的资金由农村流向城市，金融机构像抽水机一样把农村的资金吸到城市；农村城镇化过程导致大量农村土地成为建设用地、城市用地，支撑了城市的繁荣，但是，农民并没有从土地功能的转变中获得足够的级差地租。这种单向的要素流动实际上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我觉得现在应该重新反省我们的发展道路，应该走一条城乡交融、城乡一体化的道路，促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相互流动。所以，2016年我在对外经贸大的一次演讲中，提出要建立“城乡联合体”，要建立城乡发展的共享机制。其中的核心就是鼓励像个下乡：资本下乡和精英下乡。资本下乡进行资源整合，才能够带动乡村产业的发展，包括文化产业、农业产业、旅游业等等。城市精英下乡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的各种人力资源来到农村，会带来资金、技术和理念，对极大地盘活农村的各种要素。所以，要把原来的农村向城市的单向要素流动，改为城乡之间的双向要素流动，要有两个回流、两个下乡，这样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藩篱才会被拆除，才会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原来的农村被“掏空”了，现在我们要运用各种政策实现“回填”。

  现在城市各种要素下乡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城市资本和人才回流乡村的热情正在逐步升温。各类企业（包括金融机构）、社会公益组织、志愿者团队、技术人员和知识分等正在以空前的热情进入农村创业和开展服务。但是城市要素的下乡，要有系统性的制度支撑。一个企业要进入农业领域，进入农村创业，会遭遇各方面的困难，其中土地要素、宅基地要素等问题日益凸显出来，这些问题阻碍着城市要素下乡。同时，一些城市资本下乡也带来很多负面的问题，侵害了农民的利益。这些问题，都一定要通过法律的完善逐步得到解决。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随着城市要素的下乡，农村土地的流转问题的解决就成为当务之急。土地流转有利于实现要素的合理流动和合理配置，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的效率，有利于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提升农民收入，提升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水平，因此国家在近年来大力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并出台了多项政策规范农村土地的流转。土地流转政策既要保障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又要保障农民的权益不受损害，要严格按照法律，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要让某些不良的城市资本侵害农民利益。所以我曾经提出，在土地方面，要保持“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的权衡，既要遵循市场机制，又要保障农民福利，不可偏废。

  在城市化、城市资本下乡、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要完全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要彻底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还有一个必备条件，就是要实现城乡社会服务的一体化，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体化和均等化。城市和农民的居民在享受社会公共服务方面享有同等的公民权，没有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之说。当然，这取决于国家的财政实力。近年来，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养老体系、教育体系等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村居民所享受的医疗待遇、养老待遇已经逐步与城市居民齐平，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也表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完全有能力实现城镇和乡村居民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均等化和一体化。当然，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不仅要依赖于国家财政实力的提升，还要依赖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光依靠国家财政，是解决不了农村社会公共品供给问题的。最近国家出台了进一步明晰农村集体经济产权的若干政策，就为了逐步发展集体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使农村集体经济成为支撑农村发展的牢固支柱，集体经济壮大了，农村的教育、医疗、文化、乡村治理等，就有了可靠的基础。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